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全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变化大势，科学谋划实施了京津冀、粤港澳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会议，首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将形成以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地区为核心的东西南北四维驱动、长江上下游首尾呼应之势，尤其是党中央赋予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新定位新坐标，战略承载力、政策含金量可以说前所未有。

省委把成德眉资同城化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手棋进行部署，同时要求各地市州把“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置于国家重大战略中来融合推进，特别支持川南、川东北两翼地区加快发展，以此促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内自同城化是“一干多支”“川南一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空间、环境等方面正深刻影响着大安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是大安承接这个国家战略的重大平台。

近日，按照区委部署要求，调研组立足川南渝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功能定位，从产能承接角度出发，认真研究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成功经验，对此进行专题分析和思考，我们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是产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的实质是区域互补、布局优化、集聚发展。只要活用市场、主动承接、搞好配套，大安就一定能在成渝地区产业协同中抢占一席之地。

透析产业发展现状

重庆主城区和成都以3.52%的面积，承接了川渝两省市21.9%的常住人口、38.6%的经济总量，经济发展密度高，是成渝地区的“双核”。为此，调研组从布局和结构两个维度进行了剖析。

其一，从产业布局看。重庆主城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集聚布局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已形成一城九区十五片规模。“一城九区”是指渝中、南岸、九龙坡、大渡口、沙坪坝、江北、北碚、巴南和渝北等区，布局有军工、汽车、摩托车、钢铁等工业，80%以上大型工业企业布局在此。“十五片”是指在观音桥、大石坝、南坪等15个区域集聚布局有商贸、轻纺、机械、电力工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尤其是电子产业、汽车产业已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已形成西南地区最大商业中心（解放碑商圈）、全国性会展中心（南坪）、国际物流集散中心等功能配套。我们了解到，重庆主城区正在重点发展以软件开发、电子产品、服装服饰为代表的都市型工业，将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链细分向近远郊迁移，建设内燃机、环保成套设备、仪器仪表和军事装备4大国家级研发生产基地，发展输变电设备、数控机床、电子通信设备、船舶配套等4大优势行业，培育轨道交通设备、模具研发、优质材料等6类重点产品。

成都市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已形成较强虹吸效应。以石化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医疗仪器及仪器仪表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以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猛，其中金融科技排名全球第18，拥有中国第五、西部第一的中国金融中心。2019年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4.4%；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率达70%以上。调研组了解到，成都市在去年对全市产业功能区进行了优化调整，正在构建“5+5+1”现代开放型产业体系，即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5个重点产业；会展经济、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文旅产业和生活服务业5大重点领域；和以“5G+”为代表的新经济。为此，成都市打出多套政策组合拳，将一般性制造业、传统商业、普通物流等产业功能转移至周边地区，以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

其二，从产业结构来看。重庆市先进制造业能级较强，且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2019年产业结构比为6.6:40.2:53.2。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23605.77亿元，比上年增长6.3%。第一产业增加值1551.42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9496.84亿元，增长6.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第三产业增加值12557.51亿元，增长6.4%。可以看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是重庆市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成都市拥有较为优良的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三二一”特征更为明显，2019年产业结构比为3.6∶30.8∶65.6。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17012.65亿元，比上年增长7.8%。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12.18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244.62亿元，增长7.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8%，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155.86亿元，增长8.6%。由以上数据可见，第三产业是成都发展最快的产业，表现出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明显特征。

虽然大安区与“两核”在体量上没有可比性，但是调研组从产业结构和布局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经历“四经普”全面体检后，2019年大安区产业结构比调整为11.6:49.9:38.5。农业产业增加值增长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0%，说明大安在传统制造业有一定基础，服务业上升空间较大，与成渝地区的协同合作领域相对广阔。同时，调研组下沉到本地企业，对大安与成渝地区在产业链承接合作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工业方面，我们本地生产的焊丝产品、阀门驱动设备、减震配件在重庆汽车产业上下游配套环节上占有重要位置，在生物医药、机械装备等门类占有市场份额；与成都的汽车产业、生物医药、机械装备等领域均有市场交流和科研合作，在生物医药原材料、金属复合新材料方面占有部分市场。但是总体看来，也只处于产业链配套的中低端；农业和服务业方面，以皮草、核桃、肉鸡、冷吃兔等为主要产品的商贸流通，是我们同成渝地区产业合作的主要渠道，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开放型水平不高。

由以上数据与分析可知，大安区与成渝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层次还相对较低。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本的根本还在于“自身不够硬”。大安有一些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但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原因，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知识、技术、产品产生的协同效应较弱，一些产业链环节难以对接，所以市场主体围绕产业链、生产链的合作领域就相对窄、频次少。特别是近年来，大安区全社会研发投入（R&D）资金减少，投入强度在0.34左右浮动，不及重庆的1/5、成都的1/7；我们多年培育的“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区”招牌没有完全擦亮，2019年专利申请数217件、授权数141件，技术市场交易额2.9亿元。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并没有完全成为大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创新要素流动强度相对较弱，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相对较小。调研组分析认为：全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人力资源之间缺乏互动。一是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不协同。主要是科技创新成果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不足，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造成产业产能过剩，无法满足高端市场需求。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同。主要是金融工具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金融资源特别是增量资源难以配置到实体，进而使得创新要素“脱实向虚”明显。三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不协同。主要是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领军人才更是匮乏，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积极性、创造力尚需激发。加之，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协同机制的不完善、行政壁垒的不良影响，都是制约大安区融入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

解码先进地区经验

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势中，有多个成功的城市群样板值得我们借鉴。长三角地区是“一超多强”发展模式，其边缘城市在借势借力融入核心方面有许多成功探索。京津冀地区是典型的“双核”发展模式，地域之间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其中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一是，区域产业协同中县域如何发展自己？

长三角地区很多县（市）答得很好，那就是产业发展要从多样化转向特色化，在对接服务“极核”中加快发展自己。

浙江把小城镇建设与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园建设有机结合，目的是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特色产业集聚区，走的是区域特色块状经济的道路。具体来讲，就是区县把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区段、环节因地制宜地承接下来，这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协作形态。比如，浙江省纺织服装业非常发达，但是85%以上都集中在绍兴、宁波、温州等地，但每个县（市）生产制造产品却不同，宁波侧重男装、温州侧重休闲服、杭州侧重女装，而面料生产地却在绍兴。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作不是简简单单的“外甩包袱”，而是深化区域产业分工，带动县区迈向特色化、专业化；不是产业结构的“零和博弈”，而是大城市经营管理职能强化、中小城市生产制造功能强化；不是削弱产业规模，而是在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进一步明确的基础上，搞实实在在的转型发展。

长三角地区的做法，特别是一些边缘区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建基地、搭平台、强园区，提升对区域整体目标实现的支撑力、贡献率，让他们找到了一条别人争也争不去的切入路径，从而真正实现特色引路、借势借力、发展壮大。

二是，区域产业协同中县域如何深度融入？

融入区域产业协同格局，最担心的是没有合理的融入模式，会让本身聚集的产业优势流失。京津冀区域区县之间的实践告诉我们，有三种模式可以有效对接“极核”产能。

承接分工模式。主要包括产业间垂直分工、产业内水平分工，以及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等。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化，碎片化、模块化和迂回生产成为了产业分工领域的典型特征。比如：京津冀三个大区域主要围绕大数据、汽车、新能源装备、智能终端、现代农业5大产业，这些细分的行业门类，分别由具有自身产业优势的区县承接配套。北京市的沧州渤海新区就专门吸纳生物医药产业相关配套，吸引上下游90多个项目落户园区，承接了一批首都非核心功能。

产业转移模式。主要包括整体搬迁、总部经济、产业扩张等方式。整体搬迁是把与城市主体功能和要素禀赋特征不相符的产业整体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周边区县，通过产能再造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总部经济就是企业将功能链的总部环节设在“双核”，生产和制造环节设在周边区县，这类模式适用于较为成熟的产业对接协作；产业扩张就是“双核”城市向其他区域进行产业衍生、业务拓展，这是对传统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与升华。

协同创新模式。从京津冀地区的实践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区县通过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中介等创新主体紧密协作，推进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比如：北京中关村海淀科技园，拥有较为成熟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孵化出了众多高科技领军企业。二是各区县之间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形成创新驱动力空间再配置，产生创新资源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产业合作的模式很重要，在传统产业门类中，大安有一定基础，可以依靠承接分工模式将“极核”区域准备疏解的、符合产业规划的门类承接下来；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可以考虑通过整体搬迁、总部经济、产业扩张等方式来主动融入、做实技改、接受辐射；在新兴业态方面，大安科研资源基础相对薄弱，但是对新兴业态需求也很急迫，可以考虑协同创新模式，利用他人科研优势创造自身产业财富。

三是，区域产业协同中县域如何走好市场化道路？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带动自身，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是这两个区域探索出来的相同答案。

长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和县域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得益于坚持“两头在外”，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实施外部带动的外向发展战略。连续14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昆山，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部传奇，在市场大道上走的就是一条以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特色的道路，最大的亮点就是利用外资。通过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形成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支柱产业，几大类支柱产业在工业总量中占比50%以上。尤其是针对本地技术、人才方面资源匮乏的现实，聚焦自身产业痛点、着力链接供需两端，每年不低于6%的财政支出投放人才和技术市场，到美国硅谷设立海外人才项目孵化工作站“抢人”，还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创立面向市场的孵化器、众创空间、服务平台，滚动实施千项产学研合作项目，把市场中的创新要素集聚起来、加速转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6.4%，全社会研发投入（R&D）占比达3.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

“昆山之路”证明，任何地区想要在区域格局中充分融入，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一手抓稳招商引资，一手抓实招才引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集聚先进要素、转化创新成果，引导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形成“经济反磁力中心”，这既是主动融入，也是借势发展。

工作建议与展望

立足传统产业基础，对接服务成渝极核，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区域性重大课题。调研组经过对接剖析，认为：做强自身是核心，抢占高端是目标，搭建平台、选准路径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具体来讲有三点建议。

建议之一：传统产业基础是现实优势，必须加快做大做特做精，这是对接服务的基础。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特色产业、优秀品牌，更是地方融入大区域的金钥匙。从国际经验看，传统产业有稳定而持续的市场，通过针对性应用扩张提能，也能生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在锅炉、泵阀、材料等领域有不少叫得响的老字号，比如大西洋焊丝制品、自贡硬质合金、华夏阀门；在盐化工、生物医药、彩灯等领域有不少有影响的原字号，比如：吉星药业、龙腾机械等；在智能制造、汽车配件制造等领域有不少成长型的新字号，比如：沃纳科、福兴配件等；而且这些领域我们多与成渝地区有产业合作，这就是大安转型突破、服务“极核”的切入点和支撑力。我们每年实施大企业和升规企业“双培育”计划，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采取精心呵护的措施，这是实实在在做强市场主体的举措。但是，在新经济领域对新兴业态的培育力度不够，推动优质资源与市场紧密结合方面措施不实。对此，建议要坚持打好“质效”牌，大力实施区域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提升计划，支持民营企业争创更多名牌产品，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市场主体构建产业联盟、技术联盟、营销联盟，共同开展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标准化合作，加快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将与成渝地区的产业合作由简单链接向关联配套、有机对接、深度融合逐步转变，力争用3-5年时间培育一批10亿、50亿级支撑性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行业小巨人”“隐形冠军”“瞪羚企业”。

建议之二：推动企业进军“蓝海”是当务之急，必须更加务实有效，这是对接服务的活力。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当前疫情影响，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供需迭代跃升，消费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并存，医疗、环保、康养、旅游、文体等刚性需求爆发式增长，很多领域都是一片“蓝海”，只要依托传统产业、加大创新投入，就一定能在这个空间里创富创收。有关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5%以上时竞争力可以充分发挥，低于1%则难以生存。我们了解到，全区当前有技术研发能力的不足5%、有发明专利的不足10%、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不足1%。从经营模式看，绝大多数是从家族式、作坊式企业出生，对“现代企业制度”触碰不多，如果宝马、万达、新希望等企业没有及时向现代制度转换，今天也很难成长为知名企业。对此，建议要务实打好“创新”牌，推动企业走向成渝地区甚至东部区域，深化与知名院校、科研院所“联姻”，通过购买服务、订单孵化等方式解决创新要素“脱实向虚”问题，推动一批重大成果转化和新产品培育。必须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更加注重国际法则、市场规则，推动本土企业与强企联合、引育高新技术、进军资本市场。还要坚持培育工匠精神，倡导精益求精、创新创造行动，共同努力破解转型发展之困、实现持续兴旺发达。

建议之三：塑造优质环境是根本关键，必须用心用情用力，这是对接服务的土壤。要素成本、要素品质和区域环境三个维度的组合，大体上决定着区域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去年我们细化分解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各级政策，也有企业反映存在“三个少”：政策接地气、突破性的措施少，一看就懂、便于操作的办法少，辅导企业用好政策、获得实惠的服务少。这是政府和市场协同配合不够的原因。对此，建议要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加快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务实开展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工作，尤其针对融资贵等现实难题，帮助企业跑好财政金融互动这座桥，用服务的温度质效换取企业的健康成长。必须更加注重塑造市场力量，充分尊重市场、发挥市场作用，以市场思维、市场规则、市场方法来破解产业协同发展难点，尤其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要通过高层会商、跨地洽谈等机制来破除地区分割带来的GDP、财税收入等利益分歧，探索众创空间、研发机构等方式共享收益，从而扫清市场障碍。还要深化要素配置效率变革，将企业人才、技术需求作为跨地区校地战略合作具体事项，建立企业与职业院校产教联盟满足用工需求，贴近企业实际完善人才新政，盯住成渝地区合作的几个重点产业领域集中投入、配套专项政策，竭尽全力把优质要素往大安引、为企业用。